本文收录于《浙江科技大学学报》2025年第2期“区域国别研究（德语国家研究）”专栏
编者按：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理解全球性问题、应对复杂国际局势的科学依据及战略支持。2022年，区域国别学被正式纳入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为支持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与区域国别研究工作的开展，《浙江科技大学学报》自2025年起设立“区域国别研究”专栏，特邀国内该领域专家学者撰稿。
摘 要：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调整,区域国别研究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领域。2022年,区域国别学被正式列入交叉学科门类,标志其学科地位的确立和发展新阶段的开启。作为跨学科研究的典型领域,区域国别研究强调以“我”为中心的研究立场,致力于突破传统单一学科的局限,提出新问题并构建独立的知识体系。以德国工业技术文化为切入点,探讨德国作为工业强国的长期发展机制和社会文化基础,这不仅深化了对德国的理解,也为区域国别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路径。未来,区域国别研究应在服务国家战略的同时,加强跨学科理论方法的创新,进一步提升其在全球学术体系中的影响力。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迫切需要高校与学术界提供理论支撑、行动导向及人才队伍储备等方面支持。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区域国别研究目前受到高度重视。在不少大学建立了专门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发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正式将区域国别学列入交叉学科门类下一级学科(代码1407),标志着区域国别学正式获得了独立的学科归属。
诚然,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更重要的是在学科层面的理论建设。交叉学科正式建立始于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新式武器与工程项目的研发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协同,相关西方国家开始逐步在国家层面推进跨学科研究。20世纪60年代,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与科学问题,在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一批新理论的影响下,在跨学科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交叉学科,不仅理工交融,还出现了文理工交融[1]。可见,交叉学科的出现是对传统学科概念的挑战和突破,之所以会有交叉学科这一概念,建立交叉学科的需求,显然是由于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同时这一新问题已经突破了传统单一学科的边界,需要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聚集在一起进行研究。既然面对的是新的问题,那么解决这一新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也必须有所突破,区域国别研究的参与者应当在一定程度上走出原有的学科边界,在跨学科的研究场景中与其他学科的学者共同合作,相互沟通,并形成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
在我国目前的区域国别研究领域中,根据文献考察,有三个学科领域下的问题域占据主导,即政治学下的外交与国际关系研究、外国语言文学下的国别研究及历史学下的外国史研究。研究的基本问题和研究方法也基本上来自这三个学科,某些地方的区域国别研究则可以被视为外语学科或国际关系学科的一个“扩充版本”。这三个学科在区域国别研究方面均有着深厚的积淀和良好的基础,也在其各自的学科范式下分别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取得有目共睹的研究成果。但是,如果仅仅把区域国别研究看作是外交、外语和外国史三个传统学科的一顶新“帽子”,显然不符合区域国别研究的宗旨。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或者说区域国别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首先要解决的是学科构建问题,并在新的学科基础上提出新的研究问题。本文试从学科建构的视角出发,讨论新形势下我国区域国别学的学科特点和基本范式,并结合德国研究中的案例,提供一个区域国别研究的问题进路。
01区域国别学作为独立学科的新特点
由于区域国别学的交叉学科属性,学科知识体系的建设问题就尤为复杂。其主要问题是所有参与其中的学科都往往会依赖其先前学科的思维,在新的学科建设中容易导致各种不协调或冲突。一个新的学科需要新的视野、新的问题意识乃至新的方法论,而所有参与的学科往往难以走出自己学科的边界,站在新的学科立场上来思考学科的知识体系。
作为一个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与传统的国别研究有哪些不同,其学科知识体系应该具有哪些特点,成熟的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体系具有哪些特点,以下对此进行论述。
第一,区域国别研究的特殊使命决定了区域国别学是“有我”的研究。传统的国别研究往往是“无我”,它诞生于中世纪前后西方传教士对异域风土人情的系统记载与整理,在英国殖民时期出现了专门的研究机构。而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门系统化的正式学科则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其背景就是美国国际地位的上升,由此具备了全球的视野和兴趣。此时的区域国别研究突破了欧洲传统的埃及学、印度学、汉学、日本学等国别研究,特别是国别文化研究的范式,从全球和区域的政治经济视野中开展研究。区域国别研究一方面继承了原有国别研究的资源,另一方面也对原有的知识进行了重新整合,形成了新的学科框架。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虽然也有不少问题,但总体上看是成功的,对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1946—1972年的项目资助数据分析显示,超过64.2%的区域研究项目产生了具有政策应用价值的成果[2]。这种知识转化效能印证了其学科建构的实践价值,也得到其他国家的效仿。
因而,区域国别是以“我”为中心的一种对外研究,研究“他者”是为了我,知道“他者”是为了更好地知道“我”,为“我”的行动提供依据和参照。传统的国别研究,重点往往在对象国本身,对“我”的意义常常是通过后缀式的“启示”来完成的。而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国别研究”则是从“我”开始的,在所有研究中“我”无处不在。在我国当下,之所以要加强区域国别研究,其背景也是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看世界的视角发生了变化,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无论是讲好中国故事,还是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这些都需要我们对世界有更多、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所以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首先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个或那个国家?研究这个国家或区域对我们有什么意义?也就是说,区域国别研究应该为我们的有关行动提供支撑和引导,具有很强的智库色彩。
第二,区域国别研究的问题导向视角决定其需要突破以往“国别研究”的界限,将特定的研究对象国放在“区域”和全球的背景之中。所谓新的视角,不仅是相对学科视角而言,同时也相对于对象国的研究。每个国家都有大量的关于自身的研究,我们必须了解这些研究,但不能被这些研究牵着鼻子走。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应当从我们的立场出发,提出我们独立的而且可能是对象国自己也无法提出的问题,这才是真正的新视角。新视角往往意味着新的问题。区域国别研究应该是问题导向的研究,而不是学科导向的研究。没有问题的引导,只能是跟随式、重复式和拼盘式研究。所谓跟随式,就是跟随对象国的研究开展研究,亦步亦趋;所谓重复式研究,就是基本上按照对象国的研究,用汉语进行一次重复性研究;所谓拼盘式研究,就是各个学科按照原有的套路进行各自的研究,最终组装起来,表面上看学科交叉,其实只是拼盘而已。
这一新视野为我们理解对象国家提供了更加宏观的视野和分析的视角。传统的国别研究通常是从特定的学科视角出发的,要么是史学、要么是国际关系,或者是语言文学的角度,所关注的主要是对象国的历史、国际关系或语言文学等。而区域国别研究则从一开始就放弃原有学科的视角,通过新的视角进行研究。
第三,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体系决定了区域国别学作为一个交叉学科,不是由若干学科简单地相加或拼接而成,而应该是在整合相关知识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知识体系。一个独立的学科知识体系,应该具有自己的研究主题和若干基本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应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提出若干能够支撑整个学科的基本问题,如果没有属于自己的问题,那么我们的研究很可能只是沿着国际政治学、国别历史、国别语言文学、国别哲学的路径去进行研究。而这样的研究注定是无法整合,只能为其他相关学科“打工”,无法为区域国别学自己的知识体系建设作出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问题,不是学科式的问题,比如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或教育问题,而应当是区域国别研究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旦提出,区域国别学的学科体系就呼之欲出,否则只能处于一种前学科的状态,或学科交叉状态。
02区域国别研究的基本范式
区域国别研究在美国的发展历程表明,区域国别研究不是传统学科自然演进下的结果,而是人为建立起来的新的研究领域,用以服务战后美国新的世界战略。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同样也不是传统学科的自然延伸,也应当服务于我国新的国际地位和新的全球发展战略。从这一新的使命出发,区域国别研究不应当停留在原来的学科基础上,做一些简单的延伸和增量性工作,而是应当拓展新的研究视角,提出新的问题,建立新的研究范式。如果我们还是局限于传统的外交、外语和外国史的思维框架,那就没有必要另起炉灶,建立区域国别研究学科。从学科构建的视角而言,我国当下区域国别研究的范式可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跨学科整合。整合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乃至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全面分析研究对象,从而有助于从不同角度理解和解释特定区域或国家的发展。2)比较分析。包括将不同国家或地区在同一阶段内的某些发展特征进行比较,以揭示其相似性和差异性的横向比较;也包括分析同一国家或地区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以探讨其发展轨迹和驱动因素的纵向比较;同时还包括置入中国视角的交叉比较。3)案例研究与实证研究。通过深入分析特定国家或地区的详细情况,揭示更广泛的现象,结合定量和定性研究手段,借助实地调研和田野工作获取一手数据,通过收集数据和资料来测试理论假设或发现新的规律。4)历史与文化视角。从历史和文化的维度分析研究对象的长期演变过程,揭示历史事件和文化背景对当前发展的影响。5)技术驱动。充分利用新的技术工具(如人工智能、大数据、信息系统等),提升研究效率,拓宽研究视角。
总之,区域国别研究要真正跳出原有学科的眼界,进行真正的跨学科研究,最重要的是,要能够在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研究问题。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费弗尔说过,提出问题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3]。其实区域国别研究也是一样,只有提出了属于自身的基本问题,区域国别研究才能看到外交、外语和外国史等任何一个单一学科所看不到、想不到的问题,才能生产出任何一个单一学科所生产不出来的知识。有了新的问题,自然会吸引具有不同研究背景的人来参与讨论和研究,这也有利于形成一支专属于区域国别学的研究队伍。
03区域国别研究的基本问题
区域国别学科在中国的发展需要回应新的需求,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区域国别学一定要有自己特有的问题域。同时,新问题的提出是与区域国别学科新范式的建立密切相关的,有了新的视野,新的理念和新的范式,自然就会提出新的问题。就构建区域国别研究知识系统而言,社会科学其实具有先天的优势,其具备的丰富的理论基础、全面的观察视野和严谨的分析方法,都是区域国别研究所需要的资源。这种以社会科学为根基的学科建构路径,本质上是对区域研究知识生产困境的回应。20世纪中期,在美国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建设和理论构建的过程中,社会科学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当年领导美国区域研究的“世界区域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 CWAR)的四位委员都是社会科学家,社会科学在其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当时区域研究的创建者们明确提出,这一领域应当由社会科学,而不是人文和外语学科来主导,实现多学科的整合。所谓整合,就是在社会科学的基础上提出区域研究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形成跨学科的研究路径和范式[4]。美国的区域研究之所以重视社会科学,原因也在于社会科学能够突破史学、语言研究或外交等学科的眼界,从更宏观的角度提出跨学科的重大议题。而我国当前的区域国别研究,所缺乏的,恰恰是社会科学的参与。作为跨学科领域的区域国别研究,没有社会科学的深度参与,在学科建设方面就会有欠缺。只有在良好理论基础和知识系统的基础上,才能提出好的研究问题,制定出好的研究蓝图。简而言之:引入更多的社会科学学术资源,是目前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建设的当务之急。
3.1 区域国别学科建设过程中的“问题误区”
从概念看,有人认为,区域国别学是主要以国家规模的区域为研究对象,在注意各地区的共通性的同时,注意地区的特色并与其他地区进行比较,广泛研究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产业、法律制度、社会、文化、民俗的学科,立足于横跨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历史和社会学等学科的视角[5]。此外,有一个大学的网页是这样介绍其区域国别研究专业的:区域国别研究旨在以第一手资料和国际前沿学术成果为基础,通过系统地收集特定区域(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地理等领域的资料和信息,以跨学科方法研究该区域(国家)的总体特征、政治经济制度、社会形态、宗教发展与影响、历史演变进程、语言文学从上述两个定义中大致可以看出,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或专业,应包含以下几点要素:1)研究对象是一个(或多个)国家或区域;2)研究内容是该国家(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3)研究方法上采用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多学科或跨学科的方法。这一定义让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区域国别研究就是一个做加法的学科,即研究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内容,采用的方法也是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常用的方法;或者说,就是把原有的属于不同学科的有关研究搬到一起,拼成一个新的学科。
这种做加法的路子当然可以促进相关学科的碰撞和结合,拓宽研究的视野,但“加法”的实质其实还是学科思维,只是把若干学科简单相加而已,这种研究更像是“拼学科”,像一个拼盘,而不是“跨学科”。跨学科意味着具有超出已有单一学科的视野和问题意识,具有一种新的、不同于已有学科的研究视野、提问方式和切入手段。
众所周知,任何跨学科研究都是从问题开始的,而且这类问题本身就是跨学科的,不是按照学科的套路提出的。正是由于新问题的出现或提出,才会有不同学科的汇聚,才会产生需求,需要不同学科的学者共同进行研究。所以,跨学科研究严格说来不能是把原有学科的问题简单相加,以成为一个所谓跨学科的问题。跨学科研究应当能够“发展出自己独特的理论结构、研究方法和实践模式”,这些新的理论和方法“无法在已有的学科版图上进行定位”[7],因为任何一个单一学科都无法单独解答、解释、解决这个新提出的跨学科的问题。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跨学科的学科,区域国别研究应当具有自己独立的理论、方法等,而不是仅仅采用政治学、经济学或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否则就没有必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学科。就目前区域国别研究而言,所研究的问题大多属于拼盘式的跨学科问题,比如针对某一国家或某一问题,分别从政治、经济或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这类研究,不仅内容是拼盘式的,研究队伍也是拼盘式的,通常是不同学科的学者分工进行研究。这种拼盘式的研究,严格说来,只有跨学科之名,而无跨学科之实。
3.2跨学科视野是形成区域国别研究新问题的关键
在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建设过程中,提出一些基本性的研究主题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社会学还是经济学,任何一个成熟的学科都有一些基本的研究主题,而这些基本问题应该是本学科独特的问题、独特视角下的问题。对区域国别研究而言,这些问题不仅是其题中之义,而且必须是跨学科的。而真正的跨学科的区域国别研究,应当以问题为引导而进行。所谓问题,是指那些基于跨学科的视角所提出的问题,而不是基于若干不同学科“叠加”而形成的问题。区域国别研究的特殊之处在于,基于区域国别研究这一跨学科视角所提出的问题,往往是以这个问题本身为导向的,而问题本身一定是跨学科的;那么它就必然从一开始就超越了某一学科的视野,而且往往还会超出对象国自己的视野;与此同时,这种跨学科的视野通常也是对象国本身的学者所不具备的。
长期从事区域研究的美国学者维克(Alexis Wick)在其《红海:寻找失落的空间》(The Red Sea： In Search of Lost Space)一书中考察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他研究的起点不是通常历史研究中的考证和发掘问题,而是“为什么没有”的问题,比如他提出如下问题:为什么对土耳其来说,如此熟悉的红海地区,作为历史上奥斯曼帝国曾长期控制的“内海”,却从来没有作为一个区域性的对象而被关注过[8]?维克利用各种材料,从奥斯曼帝国的史学、地理学、西方的观念及民族国家的形成等角度出发,论证了红海区域概念出现的原因[9]。在这个研究中,维克基于其区域研究的范式,提出了一个土耳其人自己都没有提出过的问题。如果仅仅基于已有的学科范式,如史学、政治学或经济史,是提不出这种问题的。维克正是基于他所提出的问题,根据研究这个问题的需要去搜集各种材料,其中包括了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地理等方面的材料,完成了他跨学科的研究。他的研究就呈现出区域研究的独特视角,提出了区域研究独特的问题。
在西方的汉学界也存在类似情况。有人认为,就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研究而言,中国的学者在语言、材料、理解等方面肯定都超过外国的学者,那些汉学家的研究能有什么意义、有什么贡献?然而事实证明,外国的汉学家也一样能够做出很有分量的研究,他们在材料的使用方面也不一定逊色于我们自己的学者。其原因就在于,外国学者往往能够提出一些我们想不到的问题,能在我们熟视无睹的现实中看出一些新的问题,并围绕这些问题去搜集各种材料。他们的研究对中国的学者往往也仍然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这里就可以看出观察视野的重要性。
所以说,从新的角度提出对象国/区域所提不出的问题,提出单一学科所提不出的问题,这应该是区域国别研究的优势和出发点。同时这些问题也必然具有跨学科的属性,凸显区域国别研究学科的独特视角。
04案例:作为新问题的德国工业技术文化及其范式转变
基于上述思路,以区域国别中的德国研究为例,试提出德国工业技术文化这一研究议题。所谓德国的工业技术文化,当然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在目前以德国为区域国别研究对象的文献中,提及较少,更缺乏比较系统的研究。所谓工业技术文化,是指在工业化进程中,围绕着技术与机器、企业与生产而形成的一整套行为规范和价值体系,这些规范和价值观的功能在于支持企业生产和技术改进,支配着相关人员的行为。工业技术文化虽然源自技术与生产,但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其影响力已经扩散到整个社会,它随着工业化进程而不断发展,也是工业社会的主流文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所谓现代文化或工业社会文化是一致的[10]。工业技术文化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下的“时代精神”。需要指出的是,工业技术文化固然是一个宏大的议题,研究触角可及社会各界各级,具有很大的覆盖面,但它不是读懂德国的全部视角,只是其中一个视角。但这个视角来自德国这一研究对象本身,也不属于哪一个已有的学科,是一个地道的、新的跨学科问题。那么,德国工业技术文化的问题对区域国别研究能有哪些新的贡献?对我们理解和研究德国能带来怎样的新视野?
首先,从19世纪以来,德国一直是一个工业强国,也是以工业立国的一个国家。要读懂德国,要研究德国,是否应该从其最核心、最显著的特征入手?然而我们现有的德国研究中很少有人关注到德国作为一个工业大国的存在。有人研究德国的工业化过程,或者研究德国的企业,但这些往往都是基于单一学科的视角,或者说只是关注了德国的一个片面,而它并不导向如何回答“德国为何能作为一个工业大国长期存在?”这一问题。德国社会学家卡斯滕·乌尔(Karsten Uhl)就认为,一方面,技术以可见的方式塑造了德国长久以来直至当下的模样;另一方面,当下德国特定的文化假设(cultural assumption)、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及政治权力(political power)也在以多种途径塑造着德国发展路径及社会文化[11]。研究德国的工业技术文化,其实就是想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和研究德国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一个工业大国地位的内在原因。工业技术文化当然不是认识德国的全部路径,但它具有足够大的覆盖面,可以从“中层理论”的层次为整体性理解德国开辟道路。
其次,关于德国为什么能够长期持续保持其工业强国的地位的问题,可以从制度上去寻找答案,但是在制度方面我们面临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即德国在过去100多年中,经历了帝制、共和、专制、联邦等各种不同的政治体制,但其作为一个工业强国的地位却一直得以保持。也就是说,各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似乎都没有影响德国的工业大国的地位。所以我们不妨换一个视角,从文化方面去寻找答案。会不会有一种独特的工业技术文化超越了政治上的大起大落,一直在支撑着德国的企业、工业、技术的稳步发展,使其保持了一百多年的连续性?或者说,在德国作为一个工业大国的存在与发展的过程中,工业技术文化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最后,在德国这样一个工业强国中,工业不能是孤立的存在。德国的各个社会系统显然也为德国作为工业大国的存在做出了贡献。这些不同的社会系统又是如何与工业和技术这一核心系统相整合的?所谓工业技术文化,是否构成支撑德国这样一个工业大国的主流文化?工业技术文化顾名思义,来自工业和技术领域,但显然也辐射到了整个社会。换句话说,德国之所以能够保持一个工业强国的地位,如果仅仅从工业和技术方面去找原因,是不够的,还必须从支撑工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其他社会系统去寻找,只有当整个社会都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和服从工业技术文化,工业和技术才能与其他的社会系统产生良性的互动。所以,沿着德国工业技术文化的线索,我们会深入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日常生活等领域,或者说,理解德国工业技术文化其实是我们从总体上理解德国的一把金钥匙。
总之,德国工业技术文化是针对德国作为一个工业大国这一显著特征所提出的一个研究问题,这一视角能够让我们去关注德国之所以能够保持工业大国的种种社会文化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是从已有学科的视角去研究德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等,而是从这一宏大而有针对性的问题出发,去探索德国核心特征的成因及其相关条件,这同时也带来了研究范式方面在上述学科中整合、比较分析、案例实证研究、历史文化视角及技术驱动等方面的转变。正如德国社会学家瑞克维茨(Andreas Reckwitz)所指出的,在分析特定社会形态和社会文化时,需要“消解文化主义与物质主义上的对应”,超越“文化-物质”二元论[12],而工业技术文化可被解码为物质、知识与制度三重结构的互动产物。这种分析路径有效规避了传统历史制度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倾向,展现出区域研究的独特解释力。具体而言,我们可以结合技术演进的一般趋势或最新动态,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从两个方向展开研究:一是德国工业技术文化本身的形成过程及其特点,探讨哪些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因素导致了德国特有的工业技术文化的形成,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哪些行动者参与了工业技术文化的建构;二是分析德国工业技术文化对社会其他领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比如对政治决策、科技政策、行政管理、经济运行、教育体系乃至艺术、日常生活及哲学理念的影响。在学科构建层面,德国工业技术文化这一研究问题可涉及区域国别学下的国别综合研究(德国综合研究)和国别专题研究(德国专题研究)。通过这两个方向的研究,我们或许可以探明德国作为工业大国存在的社会和文化基础,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德国工业技术与政治、经济、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制度等方面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研究,在更高的技术发展和技术文化维度上以德国的“显像”来观照中国的“内相”,进而分析、解决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系列关键问题。
05结 语
综上所述,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任重而道远,但其蕴藏的潜力和价值不可估量。通过不断优化学科体系、深化理论研究和加强实践应用,以中国视角参与全球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提升中国学术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因此,区域国别学作为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在我国学术体系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它既需要独立于传统学科的理论构建,也需要在跨学科的视野下提出新的问题,建立自己的研究范式和知识体系。在全球化与国家利益交织的时代背景下,区域国别研究的核心使命在于从“我”的视角出发,以独特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为导向,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同时为世界学术界贡献新的理论与实践路径。这不仅是学术发展的需求,更是时代赋予区域国别研究的使命与责任。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进一步引入社会科学的理论资源,探索多学科整合的研究模式,为推动区域国别学学科的创新发展提供更加扎实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