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系列笔谈发表于《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1年第36期
笔谈之三：德国工业技术文化与技术人才培养——以斯图加特模式为例
咸佩心（深圳技术大学 副教授）
德国的双元制高等学校近来受到国内研究界的关注，而其最初的原型就是所谓的“斯图加特模式”。斯图加特职业学院建立于1974年，最初只是一种尝试，一种探索。但在企业界强大的支持下，该学院很快就获得了声誉。1982年巴符州制定了“职业学院法”，认可其毕业证书具有公立高等学校的毕业证书法律地位。2009 年这所学院改名为巴登—符腾堡州双元制大学（DHBW），也成为德 国第一所双元制高等学校。现在有9000个合作企业，学生数从最初的160名达到今天的34 000名，成为巴符州大型高校之一。
德国企业历来重视技术人才的培养，斯图加特职业学院就是一个企业办教育的典型案例，从这一案例也可以看出企业所办的教育正是企业内生的需求，这种教育也必然要服从企业的生产逻辑。本文拟从工业技术文化的视角来对斯图加特模式进行分析，以说明工业技术文化对德国应用型高等教育的影响。
一、斯图加特模式缘起
20世纪60、70年代，德国高等教育进入一个扩张的时期，不但新建了一批大学，而且传统的工程师学校也被升格为专业高等学校。面对这一趋势，德国企业担心工程师学校升格之后会朝着学术化的方向发展，反而弱化职业教育的基础。在此背景下戴姆勒—奔驰公司（Daimler-Benz AG）、罗伯特—博世公司（Robert Bosch GmbH）和标准电气洛伦茨公司（Standard Elektrik Lorenz AG）等企业向巴登一符腾堡州文教部提出建议：创办一所面向完全中学或同等教育机构毕业生的职业学院（Berufsakademie），开设经济、技术和社会学专业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课程，给高中毕业生提供传统的大学（Universität）和应用科学大学（Fachhoch-schule）学习之外的一种有吸引力的选择。
这一想法最终得到了巴登一符腾堡州文教部的批准，这样，企业和国家第一次合作办学，戴姆勒—奔驰、罗伯特—博世和标准电气洛伦茨（SEL）公司和斯图加特的符腾堡管理和经济学院（VWA）以及米特勒—内卡商会共同建立起一种新型的高等教育机构职业学院（Berufsakademie）。
职业学院最初只计划招收30个学生，而招生信息一经发布，反响强烈，仅戴姆勒公司的一则广告就招来500名学生的响应。1974 年10月1日，164 名高中毕业生开始在新建立的职业学院进行双元制学习。职业学院的建立不仅在德国高等教育史上，而且在德国的职业技术教育史上也是一个创举，被称为“斯图加特模式”[1]。这一模式的目标明确，即为企业培养人才，“培养对就业市场具有吸引力的毕业生”自始至终是巴登—符腾堡州双元制大学（DHBW）的办学宗旨[2]。
现代职业类教育是工业社会的产物，“理所应当”地遵从工业技术文化的根本目标：经济的运行主体企业为教育设定目标，要求教育为机器生产和企业服务。奔驰、博世和洛伦茨等企业公司的要求和行动符合了工业技术文化的特点，顺应了企业的需求。企业通过与国家共建学校，为自己培养和安置了既有理论水平又有实践能力的专门技术人才，促进了奔驰、博世和洛伦茨企业公司自身的发展。所以“斯图加特模式”首先在德国西部得到普及；两德统一后，这一模式又迅速推广到德国东部地区，已成为正规的并得到国家承认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
二、斯图加特模式运行机制
为了达成上述服务工业企业的目的，就要从企业的需求出发办学。职业学院的学习计划是针对工商界和社会机构的需要而制定的。斯图加特模式最大特点就是融合实践的办学理念[3]，突出培养学生职业行动能力。这也确立了今天双元制学习的基本特征：理论学习与企业的岗位培训相结合，在公司的实践阶段和在大学的学习阶段交替进行，理论基础教学与实训的比例为1∶2，学员在合作企业有固定的职业技术实训岗位，并领取一定数额的月薪；基础理论的教学则由职业学院负责组织实施。
职业学院的生源主要是九年制完全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其基础教育的学术理论水平较高，他们在较短的时间内可以获得与大学毕业生相同的收入和晋升机会。培训学习三年后可以通过企业经管师（Betriebswirt，VWA）考试结业，相当于专业高等学校的毕业水平；两年后，他们就可参加工商行会（IHK）的工业文员或数据处理文员考试，获得助理工程师职称。这样的分级分阶段的培训也为大学的辍学学生开放，使他们有机会进入行业。师资主要由行业中的实践者构成，绝大多数教师就是本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承担职业实训甚至基础理论课程，他们可以让学生很快熟悉企业与生产过程。在确定教学内容和检测学习质量的委员会中，政府代表、企业、社会机构以及学校是平等的合作伙伴，所有参与者共同制订和完善双元制人才培养方案[4]。双元制委员会可以对不断变化的需求做出快速而灵活的反应，并更新和改进课程设置。三年制的课程时间短而有效；学院的理论学习部分与合作公司和社会机构的实践阶段交替进行，周期为12周。这种以实践为导向同时又以科学为基础的学习和培训途径， 经过实践检验，是一种成功的模式。其毕业生进入企业后，雇主不需要安排昂贵的入职阶段或培训计划（Traineeprogramm），因为他们对公司已经非常熟悉。按照这种培养体系，教师进行小组式或一对一的个性化指导，因此学生很少出现辍学情况。而且学习的环境和条件也很优良，实验室和电脑室装备精良，图书资料丰富。
三、工业技术文化与斯图加特模式
所谓工业技术文化，简单地说，就是一种根源于技术和机器、围绕着企业而形成的一种文化， 这一文化是支撑企业和技术良好运行的不成文的规则。德国企业重视教育和培训，就是从工业技术文化的角度出发，从企业的利益需求出发， 把人才培养看作企业自己的事情，需要按照企业的逻辑来组织实施人才培养。尽管德国的公立教育体系很完善，但商业界发现大学的学术化教育难以满足企业的用人需求，所以希望按照自己的需求和思路来举办应用型、技术型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和应用型高等教育基本处于企业和行业的掌控之中。
通过梳理解析“斯图加特模式”的特征，可以看到斯图加特职业学院完全是由企业和行业组织所举办的，目的就是按照企业的需求和逻辑来培养人才。其实，在该学院建立的时候，正是德国新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应用科学大学”（FH）产生的时期，而应用科学大学本身主要是由工程师学校升格而来的。按说企业完全可以期待应用科学大学来培养人才，也可以在本地推动建立新的应用科学大学，但斯图加特的众多企业为什么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来尝试双元制的职业学院呢？由此可见，企业对应用科学大学的热情是有限的，当时企业界也的确有人反对将工程师学校升格为高等教育。他们担心升格意味着培养过程会更加理论化，就会有与工业实践要求相脱节的倾向[5]，同时政府的干预也会随之加强，企业的发言权就会受到限制。而企业更希望将人才培养抓在自己手里。因此，斯图加特驻扎有众多的大型企业，他们靠自己的力量来举办职业学院，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培养人才。
职业学院不仅是企业所办，而且在运行中也与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9000家企业在支持着职业学院的双元制培养过程，这足以说明职业学院与企业的关系。职业学院最重要的特点是企业的直接参与使得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可以说，职业学院是企业自己的高等教育机构，课程和培养过程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企业手中。他们坚信，他们所培养出来的人才知识和技能更符合企业的要求，毕业生也最熟悉企业的规则和文化。也就是说，企业与其举办的教育共享一种工业技术文化，有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思维方式。这一点和世界上很多地方不同。我们通常认为企业就是盈利赚钱，他们和教育是分属两个不同的系统，互不相干。但是在德国，企业直接参与职业技术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因企业而起，由企业主办，由企业定调、监管、考核、最后负责“产品”的采用吸纳，也就是毕业生的聘用。工业技术文化对顺应了他们的需求而培养出来的专业技术人员亦给予了相应的尊重和认可，保证了社会人群对职业技术人员以及职业技术教育的认可及尊重，奠定了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如此，企业和职业技术教育同气连枝，保证职业技术教育以最快最直接的方式对经济的需求、大工业的需求以及服侍大机器的需求进行回应和课程调整， 以保障产业机器的高效运转、持续运转、创新运转，由此，德国的工业大国、制造强国地位得到了人员上的坚实保障。斯图加特模式所开辟的双元制高等教育受到企业的欢迎，这一模式也因此也得到推广。不仅职业学院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而且在不少大学、应用科学大学中也借鉴这一做法建立了双元制的专业。
双元制的优势在于这种培养模式与企业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这些高校和专业往往成为当地经济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常常说要加强校企关系，而对于德国双元制高等学校来说，校企关系是一种必然的联系，建立在同一种文化的基础之上。这种工业技术文化为企业和这类高校的合作和融合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不理解这种工业技术文化，就很难看清德国职业学院和应用科学大学的特征，也很难理解其特征和运作机理，更难学其精髓。
基金项目：广东省2021 年度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等教育专项）“德国应用型高等教育与科技人才培养”（项目编号：2021GXJK299，主持人：咸佩心）
参考文献
[1] 戴继强, 方在庆.德国科技与教育发展[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
[2][3] Leitbild der DHBW[EB/OL]. [2021-08-20].http://www.dhbw.de/fileadmin/user_upload/Dokumente/Broschueren_Handbuch_Betriebe/DHBW_Leitbild_2015.pdf.
[4] 徐理勤. 德国第三级教育领域中的双元制教育模式—职业学院(BA)——巴登—符腾堡州的职业学院(BA)模式为例[J]. 外国教育研究, 2000, 27(2): 49-53.
[5] 王安轶, KÖNIG W. 技术史研究导论[M]. 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