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学作为一个新的交叉学科在体制层面已经确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发布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区域与国别研究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中的一个一级学科。与此同时，不少大学也建立起了一批专门的研究机构。但是，对于一个学科来说，体制建设固然重要，但学科的知识体系和研究范式的确立其实更为重要。
区域与国别研究由于是一个交叉学科，学科知识体系的建设问题就尤为复杂。其主要问题是所有参与其中的学科都往往会依赖其先前学科的思维，在新的学科建设中容易导致各种不协调或冲突。一个新的学科需要新的视野、新的问题意识乃至新的方法论，而所有参与的学科往往难以走出自己学科的边界，站在新的学科的立场上来思考学科的知识体系。
作为一个交叉学科，区域与国别研究与传统的国别研究有哪些不同，其学科知识体系应该具有哪些特点？成熟的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知识体系具有哪些特点？以下对此进行论述。
第一，区域国别学是“有我”的研究，而国别研究往往是“无我”的。也就是说，区域国别是以“我”为中心的一种对外研究，研究“它者”是为了我，知道“它者”是为了更好地知道“我”，为“我”的行动提供依据和参照。传统的国别研究，重点往往在对象国本身，对“我”的意义常常是通过后缀式的“启示”来完成的。而区域与国别研究中的“国别研究”则是从“我”开始的，在所有研究中，“我”无处不在。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特殊使命使然。区域与国别研究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其背景就是二战之后美国国际地位的上升，美国由此具备了全球的视野和兴趣，区域国别研究于是应运而生。区域与国别研究突破了老欧洲传统的埃及学、印度学、汉学、日本学等国别研究、特别是国别文化研究的范式，从全球和区域的政治经济视野中开展研究。区域国别研究一方面继承原有的国别研究的资源，另一方面也对原有的知识进行了重新整合，形成了新的学科框架。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虽然也有不少问题，但总体上看是成功的，也得到其他的国家的效仿。
我们之所以要加强区域与国别研究，其背景也是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看世界的视角发生了变化，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无论是讲好中国故事，还是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这些都需要我们对世界有更多、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所以我们的区域与国别研究，首先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个或那个国家？研究这个国家或区域对我们有什么意义？也就是说，区域国别研究应该为我们的有关行动提供支撑和引导，具有很强的智库色彩。
第二，区域国别研究需要突破以往“国别研究”的界限，将特定的研究对象国放在“区域”和全球的背景之中，这一新视野为我们理解对象国打开了更加宏观的视野和分析的视角。传统的国别研究通常是从特定的学科视角出发的，要么是史学、要么是国际关系，或者是语言文学的角度，所关注的主要是对象国的历史、国际关系或语言文学等。而区域与国别研究则从一开始就放弃原有学科的视角，从新的视角去进行研究。
新视角往往意味着新的问题。区域与国别研究应该是问题导向的研究，而不是学科导向的研究。没有问题的引导，只能是跟随式、重复式和拼盘式研究。所谓跟随式，就是跟随对象国的研究开展研究，亦步亦趋；所谓重复式研究，就是基本按照对象国的研究，用汉语进行一次重复性研究；所谓拼盘式研究，就是各个学科按照原有的套路进行各自的研究，最终组装起来，表面上看学科交叉，其实只是拼盘而已。
所谓新的视角，不仅是相对学科视角而言，同时也相对于对象国的研究。每一个国家都有大量的关于自身的研究，我们必须了解这些研究，但不能被这些研究牵着走。我们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应当从我们的立场出发，提出我们独立的、而且可能是对象国自己也无法提出的问题，这才是真正的新视角。
第三，区域国别学作为一个交叉学科，不是由若干学科简单地相加或拼接而成，而应该是在整合相关知识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知识体系。一个独立的学科知识体系，应该具有自己的研究主题和若干基本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应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
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提出若干能够支撑整个学科的基本问题，如果没有属于自己的问题，那么我们的研究很可能只是沿着国际政治学、国别历史、国别语言文学、国别哲学的路径去进行研究。而这样的研究注定是无法整合，只能为其他相关学科“打工”，无法为区域国别学自己的知识体系建设作出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问题，不是学科式的问题，比如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或教育问题，而应当是区域与国别研究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旦提出，区域国别学的学科体系就呼之欲出，否则只能处于一种前学科的状态，或学科交叉状态。
以上的问题概括起来，就是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自主意识、问题导向和知识体系三个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学科范式和学科知识体系。回答这些问题应该是摆在区域与国别研究界同仁目前的一个紧迫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