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论文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为何要进行博士生培养？

时间：2021年10月10日 12:19 发布人：陈洪捷、王兆义浏览次数：[]

本文原发表于一级期刊《教育发展研究》2021年第17期

高等教育大众化潮流造就了德国高等教育功能分化的格局，在此背景下，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规模得到快速增长，总体实力不断提高。在技术和生产双重革新的推动下，新兴产业对应用型人才提出了更高的知识水平和科研能力要求，而应用科学大学凭借其积累的后发优势对这些要求进行了积极回应。随着“博洛尼亚”进程下三级学位制的逐步实施，在应用科学大学多元化的学生结构中，读博深造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加之应用科学大学自身科研实力的快速提升，推动了许多应用科学大学积极争取“博士授予权”，朝着自主开展博士生教育的目标迈进。应用科学大学自主培养博士生是其与企业紧密联系的特色定位的强化，体现出其“转型”而非“转向”的发展趋势。

一

德国高等教育的大变局

从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初开始，随着世界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的大潮流，以应用型为导向的“高等专科学校”（Fachhochschule）在德国应运而生，与学术型的综合大学共同形成了高等教育大众化下德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架构。两种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体系各自定位明确，相互并行发展。德国高等教育从此似乎进入了一个长达30年的稳定发展时期。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德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比较沉闷，抱怨之声不断，有人批评德国大学陷入了“平庸”状态，提出用“竞争”打破平庸，提出了“精英”的培养理念。进入21世纪之后，德国高等教育的大格局开始松动，发生了系列重要的变化。这里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影响因素。在国际上，通过对各国大学排名的大学评价机制，而由于德国长期以来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均衡政策，导致德国大学在各个排行榜中表现并不亮眼。在德国国内，为了进一步提高德国大学的层次以及国际竞争力（特别是在科研和创新方面），在学界和政界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提出要集中国家的力量办好一批“顶尖大学”（Spitzenuniversitäten）¹，并使之发挥“灯塔”（Leuchttürmen）²的作用，从而提高德国在科研创新上的竞争力。2005年开始实施的“精英大学计划”（后改为“卓越计划”，Exzellenzinitiative）即是其结果。“精英大学计划”一定程度上拉开了德国大学彼此之间在资源获取方面的距离，凸显了不同层次高校实力上的差距。与此同时，“高等专科学校”也开始发生变化。首先是“博洛尼亚进程”为“高等专科学校”提供了契机，其中提出“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高等教育区”，并构建统一的“学士—硕士—博士”的三级学位制，这样一来，德国“高等专科学校”的学位从原先的文凭学位（Diplom，FH）变成与综合性大学同等、一样的学士学位（Bachelor）。毕业文凭地位的提高推进了整个学校地位的提升，从外界看，“高等专科学校”摇身一变成为“应用科学大学”。整体看来，进入21世纪之后，德国的高等教育又一次出现了“大变局”式发展势态，其变化令人应接不暇。

在此背景下，德国科学审议会（Wissenschaftsrat）在2010年提出了一份重要的文件，即《关于高等学校多样化发展的建议》（Empfehlungen zur Differenzierung der Hochschulen）³。这份报告提出了一个“高等教育多样化的战略”，这里的多样化其实就是功能上的差异化或分化，具体说就是：

（1）要打破传统的高校类型的分类，即要改变长期以来的综合性大学和应用科学大学的双轨体制；

（2）让高校在新的环境下自我寻求新的定位，即各种高校应当重新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准找新的定位；

（3）鼓励各种高校相互之间进行合作，改变两类高校彼此相对隔绝的状况；

（4）为各种高校创造一种新的竞争环境。报告强调，高等教育体系的多样化是为了使高等学校在更高的水平上完成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使命。

二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新发展

在上述“功能多样化”的战略背景下，应用科学大学的发展最为引人瞩目。近十余年来，应用科学大学一直在利用政策所给予的空间，不断在尝试突破原有的制度框架，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规模大幅增长

应用科学大学在2000-2019年之中从155 所增加到了213所（注：这里的增量主要是私立应用科学大学，公立应用科学大学基本恒定在105-106所之间），学生数同期从45万余人增加到2019 年的107余万人。

（二）开展集体更名

在过去的10余年中，在各州政府的支持下，绝大多数原来的“高等教育专科学校”（Fachhochschule）相继改名为“高等学校”（Hochschule），英文名则一律由官方确定为“应用科学大学”（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⁴。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学校已经不满足于原来的院校名称以及与这一名称所包含的定位导向。有应用科学大学的校长直言：“时代不同了，今天我们的应用科学大学再也不是当时的前身‘工程师学校’（Ingenieurschule）了，就像今天那些综合性大学也不是当初的教会学校（Klosterschule）了；唯有Hochschule或者Hochschule für angewandte Wissenschaften（HAW）这个称谓才能体现出应用科学大学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⁵

（三）引进“双元制”培养（Duales Studium）

把职业教育的双元制移植到高等学校，加强了应用科学大学人才培养的实践环节。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和发展，截至2019年，在德国各类高校中共开设“双元制专业”1600余个，其中应用科学大学约有1100多个，占比超过70%，参与的企业有51000多家，学生数达到10万余人⁶。“双元制”培养模式进一步加强了应用科学大学和中小企业的联系，仅以2018年为例，在德国250多万家的中小企业中，有81.7%的企业提供了双元制或学徒实习岗位。⁷

（四）科研实力不断增强

凭借紧密联系企业、服务区域等特殊优势，在不少领域特别是应用型研究、成果转化等方面的科研水平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综合性大学。如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Hochschule Osnabrück）2019年获得的科研资金（Drittmittel）达到了2500万欧元，教授人均约8万欧元，与同地区的奥斯纳布吕克大学（Uni Osnabrück）在同期的科研资金情况基本持平，后者科研资金总计为2100万欧元，教授人均约9.9万欧元。⁸近年来，还有不少应用科学大学被纳入原本只有综合性大学才可加入的“欧洲大学协会”（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该协会被视为“高校科研俱乐部”，通常只有具备强大科研实力的高校才有资格进入。⁹

（五）开始进行系统性的博士生培养

主要的途径有两种：一是与综合性大学合作，共同开办“博士生院”（Promotionskolleg），以“联合培养”（Kooperative Promotion）的形式开展，这是目前绝大多数应用科学大学所采取的；二是应用科学大学单独争取“博士授予权”（Promotionsrecht），独立培养博士生。而根据德国各州于2018-2019年间的最新要求，原本无需进行“学籍注册”的博士生，都要开始在相应的高校进行注册（Immatrikulationspflicht），这一政策对上述第一种途径产生了操作层面的影响。

三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博士生培养总体推进情况

在上述背景下，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问题应运而生，博士生的培养自然逐渐进入应用科学大学的视野。早在上世纪90年代，应用科学大学的毕业生中就有人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了。这意味着应用科学大学的毕业生在某些领域已经具备了读博的知识和能力基础，而且这些毕业生的质量也得到了综合性大学及其教授的认可。而根据最初的规定，应用科学大学的毕业生是不具备到综合性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资质的，在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中那些最初的读博者，其实是在上述“联合培养”的框架下进行的。因为应用科学大学不能培养博士，不具备“博士授予权”，所以这些学校即使具有实际培养博士的能力和条件，也只能与大学“合作”培养，其实往往就是挂综合性大学之名，真正的培养过程和项目一般在应用科学大学之中，由那里的教授进行实质性指导，几乎涵盖博士培养的全过程，由德国大学校长联席会议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在2015至2017年期间，在全部551名联合培养的应用科学大学博士生中，应用科学大学教授担任导师的比例为50.1%（276/551），担任论文评委的比例为82.1%（452/551），担任博士选拔考官的比例为47.4%（261/551）。¹⁰德国联邦教研部将这种合作模式称为应用科学大学及其毕业生的“捷径”（Königsweg），是解决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读博问题的最佳方案。¹¹

与综合性大学相比，在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中攻读博士学位的人数是有限的，但近年来的增长幅度很大，在2009-2011 年间，有953 名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获得了博士学位，比2006-2008年间增长了近一倍，而2015-2017年间已达到1575人，呈连续上升态势。

另一方面，无论在传统的制造业领域，还是在新型的服务业领域，应用科学大学不仅具有独特的专业优势，而且随着这些领域技术进步和岗位要求的提高，其人才培养的质量和层次也在不断地提高。这成为了应用科学大学要求进行自主博士生培养并获得“博士授予权”的基础，也是应用科学大学转型的必然结果。所以，在一些地方率先进行议题讨论和修订法律，给予应用科学大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由于德国于2007年开始讨论着手废除高等教育框架法（Hochschulrahmengesetz），并在2019年进行了重大调整，删除了其中的几十项规定性条款，¹²这意味着高等教育管理与改革的主导权已逐渐由联邦政府落到了各州政府，各个州推进的情况进展不一，下表整理了截至目前德国部分州在该议题上的修法或立法推进情况，可以发现，黑森州和北威州的进展较快，其中黑森州已经有应用科学大学正式获得了“博士授予权”，其他州基本仍是按照与综合性大学联合培养的方式进行博士培养，而有的州如石荷州，虽然较早地提出了相关的意向，但由于内部出现了一些阻力，迟迟未能真正实施，仍然“停留在纸面上”。¹³纵然如此，从总体趋势上判断，其他州应该也会在不久的将来对其高教法进行相应的修改。

来自“博士授予权”母体的质疑

在德国，“博士授予权”历来是综合性大学的一项基本权利，一直为综合性大学所垄断，成为其享有的某种“特权”（Privileg）¹⁴，也可以说是应用科学大学博士授予权的“母体”。诸如马普所（Max Planck Institut）等大量科研机构虽然也早就在从事博士生的培养工作，但如果没有大学支持和配合，他们是无法授予博士学位的。目前看来，对应用科学大学能否获得“博士授予权”的质疑声大多来源于综合性大学。按照他们的观点，博士生培养是以研究为基础的，而应用科学大学不具备研究的基础，当然不能培养博士；而研究要以相应的研究设备为基础的，应用科学大学也不具备足够的科研设备条件。不仅如此，在科研经费数和教授的任职资格等方面，应用科学大学也与大学有很大的差距。¹⁵总之，许多综合性大学认为，应用科学大学的设备、经费和教师水平情况都不具备培养博士生的基本要求。有人甚至将应用科学大学争取“博士授予权”称为应用科学大学的“歧路”（Irrweg），认为此举会造成其内部的撕裂（fachliche Zersplitterung），不利于其可持续发展。¹⁶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这些进展逐步打破了传统的定位和任务范围，他们与综合性大学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特别是争取“博士授予权”的行动，引起了综合性大学的不满，他们认为应用科学大学争取博士权更多是基于某种形象的构建，既不能保证博士培养的水平，更有可能给德国高等教育整体结构带来负面影响，¹⁷破坏综合性大学的“最后堡垒”（Letzte Bastion）¹⁸；当然，更重要的是，应用科学大学籍此会更变本加厉与综合性大学进行资源竞争，还有可能给综合性大学带来生源和师资的双重流失。¹⁹关于“博士授予权”的争论，似乎成为德国高等教育体系重新洗牌过程中的各种张力的突出表现。

五

结语：从“博士授予权”看德国

应用科学大学的发展趋势

应用科学大学为何要执着地争取培养博士和“博士授予权”？争取“博士授予权”是否是应用科学大学寻求升格为综合性大学的路径？或者是其想获得与大学“平起平坐”地位的体现？讨论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将视角转向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内部。应用科学大学普遍认为，他们在不少专业领域已经具备很强的实力，无论从科研经费、还是科研设备，或是研究水平，以及人才培养，都不亚于大学，他们在这些专业领域已经达到了自主培养博士生、授予博士学位的基本学术条件。其实，只要认真看看有用科学大学的发展状况，就不难发现，应用科学大学在不少方面的确形成了自己的知识与人才培养的特色，在这些方面他们往往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大学。但却是如有人说，应用科学大学的成就和水平长期以来被低估了，如果不能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应用科学大学，将是一种不公平²⁰。接下来将对应用科学大学争取“博士授予权”的原因进行分析。讨论这一问题不仅能够深入理解这一“争论”的意义，同时也有助于理解应用科学大学地位变化的原因。

（一）科技革新背景下应用科学大学对企业需求的回应

在企业国际化、垂直整合的缩减以及外包对流工序增加的大背景下，随着数字经济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传统工程技术的工作场景已发生深刻变化，技术主导解决的问题很可能不再是具体、孤立的问题，而是互联节点中的一个子问题或分问题。工程实践的主体已逐渐由作为工程师的人转变为生产系统（Production system）和机器，工程师不再是生产者，而是生产指令和生产数据的中枢节点²¹。工程师职业由传统的机械制造业、电气自动化业等向更多行业延伸，仅具有各类“工程师”正式头衔的职业就有46种之多²²。工程师工作领域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销售和服务的工作量增加了，但研发等方面的工作量始终占据绝大比例，在某些场景中，工程师一方面需要用大量非技术的知识来充实技术知识²³，另一方面则需要掌握多维性知识和较为精深的应用研究能力。

应用科学大学最初的定位十分清楚，是与大学不同的一种高等教育类型，即应用型、教学型。根据1976年的“高等教育总纲法”（Hochschulrahmengesetz），这类高校只是在教学的范围内进行学科研究，有限的科研完全为教学服务。同时，这类高校还可以面向企业和行业从事有关技术开发、技术转让的应用型研究。也就是说，应用科学大学与大学有着明确的分工，相互形成互补而不是竞争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应用科学大学在整体上以服务企业产业为宗旨，培养企业所需的应用型人才，从事企业所需的技术转化方面的应用型研究。因此，应用科学大学与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建立起了良好的互动关系。

应用科学大学与企业的种种密切的互动关系，是理解应用科学大学发展的关键，同时也是理解应用科学大学不断重视科研、参与博士生培养的关键。应用科学大学的目标既然是服务于经济、企业和产业，那么就必须跟着产业和企业共同成长。近二三十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现代计算机和电子技术的发展，无论是产品还是生产的过程都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个所谓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时代，特别是所谓“工业4.0”（Industrie 4.0）的推进下，科学技术不断革新，管理理念和模式不断创新，必然要求培养更高素质、高层次的劳动者，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正沿着“工业4.0”引发“工作世界4.0”的变革，进而引发“教育4.0”的方向（“Industrie 4.0——Arbeitswelt 4.0——Bildung4.0”）进行深层次的变革和发展²⁴，如果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如果不进行人才培养结构上的调整，就无法继续履行其为企业服务的职能。简而言之，技术的进步、企业的进步在不断地推动着应用科学大学的进步。因此，重视科研尤其是应用型研究成为应用科学大学无法绕开的选择。

在技术和生产不断升级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新的产业和产品。由于应用科学大学与经济保持有密切的联系，自然会很快对其做出反应。这些新兴的领域往往也成为应用科学大学学科和科研发展的增长点。应用科学大学为不少新兴领域培养了大量的应用型人才，比如社会工作、人口研究、老龄化研究以及护理工作管理等领域。与传统的大学相比，应用科学大学在这些领域具有明显的学科和人才培养优势。

（二）“博洛尼亚进程”扫清制度障碍

在“博洛尼亚进程”之前的相当长时间，德国高等教育的学位体制主要以“文凭”（Diplom）—“博士”（Doktor）的两级制，学制要求则是前者5年，后者 4-5年。“博洛尼亚进程”在德国最重大的改革之一，就是要逐步取消原来的Diplom， Diplom FH等学位形式，改为统一的“学士”（Bachelor），增加“硕士”（Master）这一过渡学位。对于德国的应用科学大学来说，“博洛尼亚进程”带来的最核心的变化就是欧洲学分转换认可制（European Credit Transfer and Accumulation System，ECTS）的引入和学士—硕士—博士的三级学位制制度取代原来的“文凭”（Diplom）学位制度。随着统一学位制度的实施，人们对应用科学大学和综合性大学之间认知差异的学位制度载体消失了，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他们都属于高等教育范畴，都是“大学”。“博洛尼亚进程”为应用科学大学获得博士授予权扫清了制度上的障碍，也进一步催化了那些有条件、有需要的应用科学大学在博士培养方面挣脱对综合性大学的依赖，积极争取自己的博士授予权。

（三）学生结构多元化产生新的学习生涯需求

从生源情况来看，在德国高校总体生源结构中，从1980年到2020年的40年间，应用科学大学入学人数（Studienanfänger）逐年快速提高，相对地，综合性大学新入学人数的比重逐渐被前者削弱；尤其是从2000年到2020年的20年间，应用科学大学快速发展，不但贡献了德国高校新生整体人数的增量，还逐渐挤占了综合性大学的增长空间，从2015年开始，综合性大学的本土新入学人数出现了标志性的逐年下降趋势，如下图所示。这显示出，在德国高中毕业人数整体规模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越来越多的学生倾向于选择去应用科学大学就读。

基于上述情况，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学生群体也在发生深刻改变，其生源不再是呈现出单一化的“专门高校入学资格”（Fachabitur）的持有者，而是呈现更为多元的生源结构，越来越多文理高中毕业、持有“普通高校入学资格”（Abitur）的学生从综合性大学转向应用科学大学，例如在多特蒙德应用科学大学（Fachhochschule Dortmund）建筑专业，2016/17冬季学期的新生中，持有“普通高校入学资格”的新生比例，迅速从2015/16学年冬季学期的37.3%（“专门高校入学资格”比例为54.9%）上升为2016/17学年冬季学期的67%（“专门高校入学资格”比例仅为27.5%）²⁵。应用科学大学就成了那些很多原本想要读综合性大学的学生（这里面包括了许多外国留学生以及具有移民背景的学生）的第二选择，他们在申请大学时因成绩或学习能力不理想才“被迫”选择到应用科学大学就读。这部分学生并不如传统的应用科学大学学生那样青睐实践、职业导向的培养方式，而是仍然抱有读书深造、取得博士学位的愿望。

（四）科研实力提高强化了现实需求

如前所述，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之所以能够被综合性大学接受为博士生，显然是对应用科学大学培养质量的一种肯定和认可，也说明应用科学大学在相关的学科领域中已经达到了传统大学的水平，其科研实力也不断加强。从应用科学大学科研经费的发展来看，在2006至2011年间，德国政府为应用科学大学的教学与研究划拨3.16 亿欧元，增长了190%，而综合性大学的科研经费增长率仅为82%²⁶。仅以德国联邦教研部出资的“应用科学大学科研”（Forschung an Fachhochschulen）为例，应用科学大学获得的资助从2005年的1050万欧元增加到了2019年的5600万欧元，在15年间增长了5.6倍²⁷。2020年，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第三方资金总收入更是达到了7亿欧元，自有统计以来一直连续增长²⁸。值得指出的是，科研经费中是包含着博士生培养的经费的，因此，科研经费的增长也显示了着资助单位对应用科学大学博士生培养能力的肯定。

应用科学大学科研实力的增强，也反映在教师结构的变化。近年来，应用科学大学师资水平逐步提升，教授的群体不断壮大，截至2019年，应用科学大学教授数量达到了20234人（综合性大学教授总人数为24854人），教授与学生人数之间的生师比达到了1：50.5，这一比例也远远超过了综合型大学（1:71.5），如下表所示。教授群体在应用科学大学治理中的影响力也随之提高，某种程度上，这些在综合型大学完成学术训练的教授们也将综合型大学的学术传统植入了应用科学大学的治理中，在争取诸如薪酬、课时量等方面与综合型大学教授的同等待遇的过程中，应用科学大学的教授更需要回归学术传统，拾拣起独立研究、学术自治等固有范式，从而获得更为牢固的身份认同。

结语：从“博士授予权”看德国

应用科学大学的发展趋势

关于应用科学大学的发展趋势，不少人认为应用科学大学是想“升级”，向综合性大学的方向发展，而德国的高等学校将会走向“同质化”。这种看法其实是皮相之见。如果我们了解应用科学大学的发展历程，看清楚他们与经济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就可以看到，应用科学大学目前的发展趋势完全是扎根于他们与经济和产业的关系，他们的诉求不是向大学看齐，而是要更好地为企业服务。他们一旦失去了与企业和经济界的传统关系，就失去了他们的特色，也失去了发展前景。

总之，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特别是工业4.0的背景下，应用科学大学正在经历一次大的转型，即从以教学为主的应用型高校向以教学和应用研究并重的应用研究型高校转型，而加强其应用研究的能力，提升人才培养的层次，积极推进自主博士培养，都是这一转型的具体表现。但是，这是一次“转型”，而非“转向”，他们会通过转型而继续提升自己的应用研究能力和人才培养能力，但不会向综合性大学靠拢，更不会抄袭他们的办学思路，而会依旧保持其应用性、实践性的特色。

作者简介

陈洪捷，博士、北京大学博雅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博士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教育评论》主编、中国高教学会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研究生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科技学院德语国家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与高深知识、德国高等教育、中国高等教育史、中德学术交流史方向的研究

王兆义，博士、副研究员，浙江科技学院德语国家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比较教育、德国教育与技术文化方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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